第九章
9.
之后的日子，我终于真正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。
第一学期选了新闻学概论、传播学导论、中国新闻史、写作基础四门课。
每一节坐第一排，笔记记满了两本。期末成绩出来，四门全年级第一。
奶奶每隔三天给我打一次电话，每次都问同样的话："钱够不够花？饭有没有吃饱？天冷了加没加衣服？"我说够，吃饱了，穿了。
她就在电话那头笑，笑声从听筒里传出来，像院子里的阳光。
大一那年寒假我回了老家，奶奶坐在院子里剥豆子，阳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，我搬了小凳子坐在旁边，跟她一起剥。
剥着剥着她忽然停下来，转头看我。
"楠潇。"
"嗯？"
"那年通知书的事，你把坏人送进去了，是吧？"
"嗯。"
奶奶低头看着手里的豆荚，没再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把手里的豆子放进筐里，拍了拍手上的泥："你受委屈了。"
我鼻子一酸，把脸埋进她肩膀上。
她的肩膀很瘦，骨头硌人，和前世一模一样。"没有。"我的声音闷在她棉袄里，"我以后不会再让别人欺负我们了。"
奶奶摸了摸我的头："好。"
大二那年，我写了一篇关于农村留守女童升学信息被截留的深度报道，采访了五个女孩，每一个都有相似的经历——录取通知书被亲戚或邻居拿走，十几年后才发现真相。
稿子发在校报头版，有人给我留言："我的通知书当年被继母烧了，我以为我没考上，打工八年才知道。谢谢你写出来。"
我看完那条留言，在宿舍里哭了一整晚。
后来我转了社会学，读了很多关于教育公平和农村信息不对称的书。
大四保研，我留在本校读新闻传播。
毕业论文写的是《教育公平视域下的录取信息诈骗与受害者权益保护》。
答辩那天导师问我为什么选这个题。我说："因为我差一点，就成了一辈子的受害者。"
全场安静了一会儿。导师点了点头，说："这个选题，填补了空白。"
二十五岁那年秋天，我在一次采访途中认识了一个人。
他也是做基层社会调查的，话不多，笑的时候眼角有细纹。
我在贵州山区做采访的时候，他帮我扛了一路器材箱。
后来我们在一起了。没有轰轰烈烈的追求，就是一起在火车上改稿子，一起在招待所熬夜，一起在田埂上蹲着吃泡面。